北大法律评论

智能技能的自学方法——何美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读后
The Self-learning Method of the Intellectual Skills

王博闻* Wang Bowen

内容摘要:何美欢教授在《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一书中针对中国法学教育的现状,设计了一整套以培育智能技能(Intellectual Skills)为教学目标的“普通法精要”课程。课程中对教学方法设计的分析、取舍、选择,是整个教学法中最具有创造性、最具有实践性的部分,建立起了智能技能的教学目标与实际的教学过程之间的密切关系。以此为参照,法学教育中智能技能的自我学习可以以文本细读、小组讨论、写作训练三种方法的结合展开。

关键词:法学教育 智能技能 文本细读 小组讨论 写作训练

何美欢老师逝去已经两年有余了,对其人的回忆和怀念也渐渐冷却下来。但是何美欢老师在《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书中所描述的现象却愈演愈烈、迫人而来〔1〕,她所关切的法学教育缺乏智能技能(Intellectual Skills)训练的问题还远未解决。笔者认为思考法学教育的人们有充足的理由回到何美欢老师思考结束的地方,严肃地讨论她未竟的事业。本文尝试从《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2〕一书的文本出发,一方面分析和解读何美欢老师对法学教育的贡献,另一方面为面对着不那么“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却又希望承继何老师训练方法的学生提供一些可行的自学建议。

一、《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的逻辑结构

《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一书除“鸣谢”属于作者个人“发挥”、文风轻快外,“前言”、九章正文、八份附录文件构成了本书的主体部分,文风平实,论证严谨。“前言”阐述了本书的核心内容是一份作者建议的“基础智能技能培育”〔3〕的“普通法教学计划及其教育理论基础”〔4〕,也包含了作者在清华大学法学院2002-2004学年的教学经验,交代了本书的写作目的是“借此论证中国重点大学法学院应该考虑引入同类计划”〔5〕。正文九章按作者本意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证引入英美法教学计划的理由”〔6〕,第一章的理由是“全球化”,第二章的理由是“本土化”,第三章和第四章叙述法学教育的性质;“第二部分阐述所倡议的普通法教学方案”〔7〕,第五章叙述教育学课题,第六至九章不仅叙述了普通法的教学计划,也叙述了教学经验和改进前景。作者本人在“前言”中对正文章节已有简短叙述〔8〕,并且已有相关文献对正文章节内容的完备而详细的总结和综述〔9〕,在此不赘。但是附录的类型和重要性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附录的八份文件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附录一至附录六,作者将其作为证明培育智能技能正当性的事实根据;第二类是附件七、附件八,这是作者讨论法学教育的教育学前提,其重要性足以使得作者在相关文章“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10〕一文的附录中再次收录了本书附件七“布卢母分类学”的内容。

再回到目录的顺序上来,我们会发现何美欢老师对于章节的安排是有目的性的。章节的安排依照逻辑分为了四个问题:“为什么教”、“教什么”、“为什么这么教”和“怎么教”〔11〕。

本书前言、第一章、第二章论证“为什么教”。本书引入的是“为中国内地大学生而设的普通法教学计划”〔12〕,引入的原因是紧迫,紧迫的原因自然是由于本书所提出的“全球化”与“本土化”两个理由。首先,美国律师事务所在全球的扩张、美国法学教育的全球传播、美国式法律文件和业务方法的全球传播以及美国法律的全球传播〔13〕,使得“法律全球化”事实上导致全球法律规范和法律方法的趋同,美国法学教育所塑造出的“产品”具有了天然优势,“美国法律跨国公司攫取的是律师业务中利润最丰厚的高端部分,其后果是各国本土的律师事务所被迫转入日趋激烈的低端竞争,降低了本土法律教育对最优秀学生的吸引力,由此形成恶性循环”〔14〕,何老师很可能已经在英国、欧洲、香港等地看到了这一幕,而国内法学界和法学教育界却总在以鸵鸟姿态回避法律美国化的严峻挑战〔15〕。其次,“本土化”的法治社会的建设的理由,不能是一种简单的“冲击-回应”的框架,使法律美国化以一种的技术化、中立化的法律主义(Legalism)的意识形态〔16〕方式,掩盖了“主权及国家身份丧失”的“成本”〔17〕,从而拒绝了对中国文明自身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追求的接续〔18〕;反而应该从法学教育开始透彻理解美国的法律,“尝试说服我们的知识界精英去稀释、破坏,甚至颠覆精神上的全球化”〔19〕,把普通法的体系放回其生长的背景中,“去了解整棵树是如何生长形成的,而不仅仅去采撷那已经长在枝头的鲜艳的花朵”〔20〕,来批判“当代中国法制属于欧陆法系”的“洋教条”,逐步消除欧陆与苏联教条的影响,使得中国法制经过多元化的创新,展现出丰富多彩的中国特色〔21〕。

“教什么”涵盖了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通过“为什么教”的论述,本书的结论是“中国必须建立一支能够在国际市场上运作的律师队伍”〔22〕,法学教育的性质必须在培养律师的前提下展开。根据法律执业的要求和美国法学院的要求,律师不仅需要掌握知识,还需要具备技能,而技能又包括了智能技能和实务技能。本书针对中国法学教育缺乏教授智能技能的现状,引用卢埃林先生〔23〕、孙晓楼先生〔24〕的权威观点强调智能技能的重要性。“在充分考虑了目前中国法学院不同法律学位的课程设置后,在现行的模式下,何美欢作出了艰难的选择,决定连续开设四门普通法精要课程,集中训练学生的智识技能;而把法律基础知识的传授给常规的法学院课程,尽管她在《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中批评现今法学院的知识传授既缺乏广度又缺乏深度;把实务技能的训练留给律师事务所。”〔25〕而在不考虑现有制度的情况下,何老师设计了一套更为符合她心中“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的课程〔26〕,从知识与技能两方面全面培养律师。

这里的“律师”,从文本的角度指的应当是狭义的执业律师,而非广义的法律职业共同体〔27〕。首先,从第三章的论证材料看,本书讨论的问题集中于业界对执业律师的要求和法学院对律师的培育。尤其是通过所引附录一至六一系列调查所得事实、附录七和附录八的布卢母分类学及其在法学领域的运用,说明的观点是:实务技能培训不应由法学教育承担,知识和智能技能的培育才是法学院法学教育的重点。其次,精英律师执业包含了大量原创性的工作。〔28〕何老师自己在1992-1993年期间参加了为内地国有企业在香港H股上市搭建法律框架的工作,以自己的实际经历证明了这一点。〔29〕笔者当然理解将“律师”的范围扩展到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动机”,这样意味着可以将法学教育的智能技能培育理论扩展到整个法律教育的体系中;但笔者认为文本的限制并不妨碍这一理论的解释力,在本书中的例证、论据所涉及的“律师”都指涉的是狭义的执业律师。何老师的学生在回忆文章中已经意识到了学术研究与实务执业具有一定的区别:“相比较理论家,律师的一个特质就是高效的行动力。律师遇到疑难问题,当然不能坐等制度性问题解决之后才采取行动,他们必然是在现有的条件下,马上展开行动,利用现有可资利用的一切手段,来达到维护正义利益的目的。律师并不掌握权力,而理性的论证和辩论是律师唯一可资利用的手段”〔30〕。但是笔者想要指出的是,引文只能说明学术研究和法律执业在实务技能的要求上是不同的。从智能技能的要求上说,两者是一致的:也就是布卢母分类学中的知识、理解、分析、适用、归纳、评价六个层次的技能。〔31〕本书作者一直在强调智能技能的训练,前言就已经讲明这份教学计划“教授(普通法)思维方法而不是传授一门实体法”〔32〕,是“基础智能技能培育”〔33〕。

“为什么这么教”包含了本书第五章和第六章。第五章单列一章的原因是“在论证某特定教学计划的同时论述一般教育理论可能使文章负荷过重”〔34〕,本书作者认为第五章的作用是“为第6章关于本书所倡议的计划的概要及理论的讨论奠定基础”〔35〕。笔者认为这两章讨论的教育学理论基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课程方法的设计上,建立起课程目标与课程参与者(教师、学生)的相关关系?通过这两章的论述,作者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教学法”。

这种“独特的教学法”就体现在普通法精要课程具体的教学计划中。“怎么教”包括了第七章至第九章,它们之间的逻辑结构是清楚的,叙述了这一份普通法教学计划的教学要求和教学过程,并且以实际的教学经验作为参考论述,意图论证中国精英法学院应该引入同类计划。本书设计的“普通法精要”课程包含了判例阅读课程、制定法阅读课程和研究与写作课程。由于教学实践的积累,教学计划也在不断的修正中〔36〕,本书作者生前也有修订的计划〔37〕。何老师去世之后,其学生对何老师独特的教学法启动了“复原”和“重建”的工作。对“普通法精要”课程教学过程的复原,形成了比较体系化的“普通法精要Ⅰ”课程教学过程概要和“普通法精要Ⅱ”课程教学过程概要〔38〕,甚至不惜印刷的篇幅,在相关文集收录了四个较为典型的精要课程的案例,“希望对有意尝试何老师教学法的老师、同学能有所帮助”〔39〕;对于以模拟法庭为内容“普通法精要Ⅳ”课程,也形成了四篇从不同参与角色角度“复原”课程过程的个人回忆文章〔40〕。“重建”普通法精要课程的工作也延续下来,清华大学法学院延聘香港资深大律师、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副主席郑若骅女士接续授课〔41〕;同时,“重建”工作不仅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展开,北京大学法学院也设置了相同名称的课程〔42〕,何老师的学生贾海龙在华南理工大学也展开了教学实验〔43〕。这些“复原”与“重建”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这一部分内容,使得读者能够详细的了解教学内容、教学过程和效果反馈。

二、智能技能与训练方法

本书通过严谨的论述已经向读者指出,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问题是智能技能教育的缺位,因此强调智能教育的重要性。读者也许不会否认“智能技能”是本书最为核心的概念,但“困难在于如何从这里走到那里”〔44〕,即如何从培育智能技能这种大的教育目的走到合适的教育方法?教育学的共识是,智能技能的唯一培育方法是让学生在教师介入的情况下不断的练习,直至一项技能达到自动化的程度。法学院以文本作为练习的材料,提供给学生练习适用、归纳、评价法律及练习“超越”认知能力的机会。〔4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普通法精要”课程的教学方法的设计,是整个教学法中最具有创造性、最具有实践性的部分。何美欢老师对教学方法的设计的分析、取舍、选择,建立起了智能技能的教学目标与实际的教学过程之间的密切关系。

由于本书区分了知识与技能,又区分了智能技能和实务技能,因此在对教育方法的选择上,标准就是对智能技能培育的效果。本书从培养智能技能的角度,一共讨论了五种教学方法。

第一,讲课。讲课是有效的知识传授方式,但不是有效的智能技能教育方法。它不能培养更高层次的技能,如分析和归纳的能力;也不能保证学生学习到正确的知识。〔46〕

第二,问题方法,指使用问题来教授解决问题技能的方法。“所用的问题是个绝似真问题的问题,即学生从没有见过的具同样复杂性的东西。要解决问题,学生必须使用新的分析方法及归纳方法。”〔47〕有两个问题限制了问题方法的适用性。其一是在解决问题前学生必须由适当的事前教育,包括知识储备与技能储备。知识储备比较容易理解,解决问题前“学生需要掌握解决问题所需的关于事实、理论、法律和原则的基本知识”〔48〕;对于后一点的技能储备,书中给出了非常精彩的例子:“如果判例或制定法材料是解决问题所需的,掌握分析判例或制定法的分析技能就是先决条件”〔49〕,即以问题方法培养技能需要一定的技能基础。其二是借助阅读材料清单和教师的解释,学生很可能通过逐步分析细节而解决了问题,导致从问题方法转化为问题作业〔50〕的方法,不能够起到智能技能教授的目的。

第三,示范-练习-检讨模式,“即教师先告诉学生应该怎样做,再作示范让学生模仿,学生的练习就是模仿老师,然后师生检讨学生的模仿成绩”〔51〕。称许示范-练习-检讨模式的麦凯认为它的好处是学习技能的速度比较快。〔52〕但其劣势是助长了学生接受并追随模范答案的倾向,“学生用模范作为指引,一步一步地按照模范的步骤得出答案”〔53〕,对于智能技能培育并不存在积极的作用。

第四,导向发现方法,“学生在未经直接告知如何进行的情况下先自行履行任务,老师的任务是在旁边以提示和提问的方式协助学生,直到他自己发现答案为止”〔54〕,在教师的实时纠正过程中,学生通过“尝试-错误”,反复试验而获得自己理解的技能。为了倾向性的培育技能,以智能技能为教育目的的导向发现方法要求“课堂上的方法必须是讨论的方法而不是讲课的方法,……讨论课要求小组教学”〔55〕。它的缺点是在相同时间内以技能方法学习所得的知识量远小于直接教授知识所得的量,但它的优点,即“激励学生且能延长记忆力”〔56〕,对于智能技能培育是有正面影响的。在建立智能技能的教学目标与教学方法的关系中,导向发现方法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第五,兰德尔方法,“主要概念仍是问答方法,用更进一步提出问题纠正学生的错误直至他本身发现答案为止的方法来教授材料”〔57〕。该方法的原理与导向发现方法的理论是一致的,“学生并非学习他人从已判事件中推演出来的原则及其类推适用,他是学习怎样由他自己去发展这些原则及其适用”〔58〕。区别是该方法更经济。它可以在100个人的大课上使用〔59〕,课前所有学生被要求阅读材料,课堂上被随机指定作答的同学参与“尝试-错误”的训练,而其他同学间接参与〔60〕。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培育智能技能的有效方法。

本书第六章所展示的教学方法,是一种导向发现方法和兰德尔方法的改良。本书对于这种教学方法的简洁描述是:“学生必须课前阅读指定材料,在课上回答问题,课后写报告,在下一课堂上做口头报告”〔61〕。

这一教学方法的基础有两个,其一是仔细阅读,其二是教师的实时介入。首先,课程整体都是建立在对于文本的仔细阅读的基础上的〔62〕。文本细读的技能训练的正当性在于“如果我们必须选择每个律师都需要具备的最重要的技能,这就是仔细阅读的能力”〔63〕。整个课程的各个环节充满了对于阅读的要求:指定材料在回答问题、小组报告、口头报告中被反复阅读。其次,教师的实时介入保证了导向发现方法和兰德尔方法的原理,即教师纠正学生的理解,保证正确的技能传授的实现。这两个贯穿于整个课程设计的方法基础,都是为培育智能技能服务的。

本书设计的教学方法对于兰德尔方法的修正一共有四处,一方面是为了平衡其方法的“负面精神上影响”〔64〕,另一方面是考虑到中国学生的特殊因素〔65〕。第一,小组工作。小组工作有许多优点,但它对于智能技能的训练作用有二:其一是“促进理解”〔66〕;其二是降低原始兰德尔教学法课堂问答的压力,换取学生对小组工作的积极性〔67〕,更好的达到课程目的。第二,写作。写作的本质是思考〔68〕,写作技能应该与分析技能融合在一起培育,这是课程的目的之一〔69〕。第三,持续讲话,本书认为“持续讲话”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尤其对中国学生非常重要。〔70〕第四,未经编辑的原始材料。本书分析了经编辑的材料的种种弊端〔71〕,指出未经编辑的原始材料对于批判性阅读技能的培育是极具帮助的。上述修正的训练方法都是建立在一致的、对智能技能的培育的教育目标之上的。

三、替代性的自学方法

如果读者接受智能技能的教育目标,在面对着现今不那么“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的时候,希望能够对智能技能进行自我训练,是否能够找到替代本书倡议的教学方法的自学方法呢?

智能技能的自学当然是有可能的,根本原因是法学领域中智能技能运用的结果体现为对法律准确的理解、分析、适用、归纳、评价,这一点可以通过律师执业、模拟法庭比赛甚至学术论文写作体现出来。从何老师所举的学习骑自行车〔72〕、学习游泳和学习三段论〔73〕的类比例子看来,技能的获得可以通过结果来反向推理。即使过去未设立智能技能培训课程时,纯粹的知识传授也可以使学生获得智能技能——本书作者称之为“熟读唐诗三百首”的方法〔74〕。反对现在采取这种方法、不必单独设立智能技能训练课程的原因是“时间迫人”〔75〕,还是上文提到的那个原因:紧迫!

智能技能的自学与上述本书倡议的教学法最重要的区别是练习过程中不存在教师的实时介入。本书倡议的教学方法,对于学生来说是“尝试-错误”的过程。根据教育学研究显示,“学生并不学习教师所说的,而是学习他们所听到的。他们再将他们对老师的话的释义构建入他们的心理图式加以保留〔76〕,“如果学生在练习时发生理解错误,他就会学习到错误的东西。这种错误是很难纠正的”〔77〕。因此,教师的实时介入就是非常有必要的:教师可以指出错误并给予重新再做的机会。但是这必然带来了对于教师的非常高的要求。因为学生需要信任老师的“能力与善意”〔78〕,那么教师必须花费非常多的时间进行备课以保证自身的权威性。传统的技能训练方法“兰德尔方法要求教师拿出非常多的时间。”〔79〕本书倡议的教学方法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作者计算了“课前重新阅读材料,审阅学生的报告草稿,与学生讨论草稿,准备在课上的提问等”不包括设计课程和挑选阅读材料的“维修时间”,四门“普通法精要”课程分别需要花费教师每周15小时、17小时、14小时和8小时的时间。〔80〕在存在教师介入的教学法中,教师的作用是保证智能技能获得足够的训练,并提供判断正确性的标准。在无教师参与的自学中,是否存在替代方案呢?

笔者认为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是小组讨论。本书在论述讲课的教学方法时提到:“讲课应该以小组辅导班作为补充,在这些辅导班上,学生对材料的理解至少可以得到查核和纠正” 〔81〕。首先,小组讨论的形式本书并未在相关的“小组工作”〔82〕中给出具体模式。在甘阳教授进行大学通识教育的课程试验中曾经采取过哈佛大学的“导修课”形式的小组讨论,反馈较好〔83〕,值得参考。笔者建议小组讨论的形式可以根据小组讨论参与者的摸索与协调逐步调整。其次,小组讨论的规模不宜过大,以4-5人为宜,最多不能超过15人。在前述的“导修课”试验中,论者的结论是超过20人的小班讨论规模仍旧太大,规模过大的结果是讨论不够充分。美国大学小班一般不超过15人是有道理的。〔84〕本书作者的调查显示,从参与小组讨论的角度,有同学认为10个人的小组人数过多,应以4-5人为宜。〔85〕

另一个补充的方法是写作训练。采取的方式是学生选修某门课程,可以以课程的内容为主题,进行写作以训练智能技能。习作局限于某一专业或某一课程并无问题,写作训练的实质在于培育技能。待习作完成后可以多次、反复与任课教师进行交流、修改,任课教师因在此领域有所造诣而具有判断高下的能力,学生借助论文习作与任课教师反复修改沟通的过程,就是“尝试-错误”并受到纠正的过程。在这个角度,写作训练弥补了自学中没有教师实时介入的不足。

总的来说,智能技能的自学方法包括了文本细读、小组讨论、写作训练三个部分。从理论上说小组讨论和写作训练替代了本书计划中教师的作用,仍旧保持了智能技能的教育目的与学习方法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笔者的自学建议应当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由于缺乏实证的验证,笔者不能从实践中进行对于方法的修正;只能从逻辑上强调四点特别需要注意考虑的因素。假如有读者尝试了笔者所建议的自学方法未能达致目标,有可能是未能注意以下的因素。

第一,自学方法不涉及精英法学院与非精英法学院的区分。本书讨论的一个前提是精英律师与非精英律师的区分,根据是法律专业内的高度分工和等级森严性,包括律师执业和法学院的分工〔86〕,因此在精英法学院教授智能技能更为急迫,“为他们日后在海外或者本国大学继续学习或自习创造条件”〔87〕。笔者的自学方法的建议不涉及这一区分,原因有三点。其一,精英法学院与非精英法学院的区分标准并不明确,作者搁置了这一讨论〔88〕。其二,即便承认存在两者的区分,自学方法仅仅涉及试验的个人,而并不涉及个人所在团体或者院系,因此没有必要在自学方法的建议中区分。其三,现行的法学教育的升学体制保证了非精英法学院向精英法学院的人员流动,国内大学的流动通过推荐免试研究生考试、研究生考试完成,国外大学的流动通过留学机制完成。

第二,阅读材料的选择。本书作者基于“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理由,选择了普通法中未经编辑的判例作为阅读的材料。另一种选择是基于古今中西文明的冲突而选择阅读经典文本。〔89〕而从布卢母分类学的角度看,智能技能的训练对知识量的要求并不严格,关键还是技能的训练。因此,训练的阅读材料可选择的范围很广,可以根据小组讨论参与者的意见进行选择。笔者建议可以阅读经典文本或者某一课程老师的推荐阅读文本。建议阅读经典文本的原因是,仔细阅读经典文本后,可以参阅其他研究文献;学术界对于经典文本的文献研究较多,可以通过对二手文献的阅读对经典文本进行多层次的思考,便于纠正自身阅读时理解的错误,这一点与教师的作用是一致的。建议阅读课程推荐文本的原因也是一致的,即可以阅读后向课程教师询问而获得正确的理解。

第三,时间与精力的保障,即压力的保障,另一角度说就是学习态度。何美欢老师曾说:“学习态度对的,没有学不成的,最坏的结果也只是慢一点。”〔90〕上文已经指出练习是培育智能技能的唯一方法,而推论是不足够的练习便不足以形成技能。而自学的弊端正是在于教师的缺席有可能导致学生缺少外在压力而不能严格的受到训练。本书作者对于“普通法精要”课程的调查显示,课上时间为每周12小时,课外学生平均在此门课程中花费17小时,而每周课外15小时是是本书作者建议的课程最低要求的时间与精力。〔91〕由于缺乏实证,笔者无法提供建议,但是参照上述的标准,至少自学的压力应当接近于本书建议的计划的标准,理由本书作者阐释的再清楚不过:“这是可以减量的极限,因为学习的是技能,需要练习,再减少工作量就会使课程的性质变动了”〔92〕。

“法学是渊博的,……终身也学习不完”〔93〕,法学教育目标应当使学生“能够在无需课堂教授的情况想也能依靠自身的通过法学教育培养起来的素质和基本知识迅速理解和运用新法律”〔94〕。相较学习知识而言,培育智能技能是一件正确的、紧迫的事情,笔者认为《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提供了一种正确的方法;面对着现今不那么“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的时,笔者建议采取文本细读、小组讨论、写作训练三种方法结合自我训练智能技能,这可能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 清华大学法学院2009级本科生。
〔1〕 “一方面农村、乡镇闹律师慌,另一方面精英法学院的毕业生中,希望执业的同学不能顺理成章地走进占据高端业务的外国律师事务所。”何美欢:“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原载于《清华法学》第九辑“法律现代性•法学教育研究”专号,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引文来源于何美欢等:《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上述两种现象的现状描述,参见刘思达:《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二章“边疆:农村的纠纷解决与职业系统”、第三章“战场:律师与基层法律服务”、第四章“高端:涉外法律服务市场的全球化”中“人员流动与本地化专业技能的扩散”一节。
〔2〕 何美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本书另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但内容与注释没有增删,故本文所引书仍为2005年版。
〔3〕 同上注,“前言”第4页。
〔4〕 同上注,“前言”第1页。
〔5〕 同上注。
〔6〕 同上注,“前言”第2页。
〔7〕 同上注,“前言”第3页。
〔8〕 同上注,“前言”第2-3页。
〔9〕 陈慧怡:“何美欢小传”,载王振民等:《君子务本——怀念清华大学法学院何美欢老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8页。
〔10〕 何美欢:“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同前注〔1〕,第33-34页。
〔11〕 对于本书的章节安排,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可分为“为什么教”、“教什么”、“怎么教”三部分。陈慧怡:“何美欢小传”,同前注〔9〕,第16页。
〔12〕 同前注〔2〕,“前言”第1页。
〔13〕 同上注,第2页。
〔14〕 赵晓力:“看世界,读中国——名家推荐:2007暑假阅读书目:法学篇”,载《南方周末》2007年7月4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trs/raw/21187,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10月26日。
〔15〕 赵晓力:“一个人的法学院——纪念何美欢老师”,同前注〔9〕,第242-244页。
〔16〕 朱迪丝•N•施克莱著,彭亚楠译:《守法主义:法、道德和政治审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7〕 同前注〔2〕,第35页。
〔18〕 “政法:中国与世界”文丛总序,http://jus.cqu.edu.cn/index/2011/1227/1078.php,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10月26日。
〔19〕 H. W. Arthurs, Globalization of the Mind: Canadian Elites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Legal Fields, 12 C. J. L. S. 219, 246 (1997). 转引自前注〔2〕,第38页。
〔20〕 陈慧怡:“何美欢小传”,同前注〔9〕,第16页。同前注〔2〕,第153页。
〔21〕 冯象:“当这必朽的穿上不朽——悼Betty”,同前注〔9〕,第238-239页。
〔22〕 同前注〔2〕,第60页。
〔23〕 “不管律师有什么其他需要,最低限度他需要可靠的技能。只有技术而没有理想是罪恶,只有理想而没有技术是愚昧;在法律方面,希望将理想变为有效的蓝图就要将这些理想用头脑清醒的有效的技术过滤。”Karl N. Llewellyn, The Place of Skills in Legal Education, 45 COLUM. L. REV. 346 (1945). 转引自前注〔2〕,第131页。
〔24〕 “讲到法律人才,我认为至少要有三个要件:①要有法律学问……”孙晓楼:《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转引自前注〔2〕,第144页。
〔25〕 陈慧怡:“何美欢小传”,同前注〔9〕,第17页。
〔26〕 何美欢:“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同前注〔1〕。
〔27〕 “何美欢小传”即采取这种观点。陈慧怡:“何美欢小传”,同前注〔9〕,第16页。
〔28〕 同前注〔2〕,第66-75页。何美欢:“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同前注〔1〕,第2页。
〔29〕 何美欢:“法律的制定:从参与制定H股法律框架的经验说起”,原载于《清华法学》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版。后收入前注〔9〕,第277-289页。李小雪:“在何美欢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同前注〔9〕,第212-216页。
〔30〕 泮伟江:“怀念中国的何美欢老师”,同前注〔9〕,第134-135页。
〔31〕 同前注〔2〕,第217-219页。
〔32〕 同上注,“前言”第4页。
〔33〕 同上注。
〔34〕 同上注,第98页。
〔35〕 同上注,“前言”第3页。
〔36〕 何老师第一次和第二次教授“普通法精要Ⅰ”和“普通法精要Ⅱ”即有区别,同上注,第158-167页。后期“普通法精要Ⅰ”课程的变化可参阅2005-2006学年秋季学期和2010年暑期班的判例内容、数量、顺序的变化,同前注〔1〕,第62-70页。
〔37〕 “何老师生前即有修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一书的计划,为此,她把历届学生的作业运到了加拿大。在病倒的前几日,还跟已经毕业的学生们谈起过,学生也纷纷表示,可以提供毕业之后的从业经验,供老师参考。”“后记”,同上注,第340页。
〔38〕 “普通法精要Ⅰ”课程教学过程概要、“普通法精要Ⅱ”课程教学过程概要,同上注,第35-339页。另外,根据笔者参加的2011年4月23日初稿征求意见会,“普通法精要Ⅲ”和“普通法精要Ⅳ”课程教学过程概要也进行了复原的工作。
〔39〕 “后记”,同上注,第341页。
〔40〕 汤务真(上诉方首席律师):“永不结束的精要课——小记2007届‘精要Ⅳ’课程”,伍雪琴(首席法官):“‘精要Ⅳ’模拟法庭法官工作小记”,项威(主审法官):“功夫在戏外”,白麟(被上诉方首席律师):“法律是一门勤能补拙的学科——回忆2007年春季学期‘精要Ⅳ’”,同前注〔9〕,第57-82页。
〔41〕“清华大学法学院召开‘理想的法学教育’研讨会”,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law/3566/2011/20110927105127234446362/20110927105127234446362_.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10月26日。
〔42〕 “香港大律师公会在北大开设《普通法精要•公法》”,http://www.lawinnovation.com/html/xjdt/487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10月26日。
〔43〕 贾海龙:“普通法技能及其训练——何美欢老师普通法教育之领会”,同前注〔9〕,第27-47页。“清华大学法学院召开‘理想的法学教育’研讨会”,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law/3566/2011/20110927105127234446362/20110927105127234446362_.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10月26日。
〔44〕 同前注〔2〕,第99页。
〔45〕 同上注,第105页。何美欢:“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同前注〔1〕,第16-18页。
〔46〕 同前注〔2〕,第119页。
〔47〕 同上注,第120页。
〔48〕 同上注。
〔49〕 Gregory I. Ogden, The Problem Method in Legal Education, 34 J. LEGAL EDUC. 645, 655 (1984). 转引自前注〔2〕,第121页。
〔50〕 同前注〔2〕,第122页。
〔51〕 同上注,第105页。
〔52〕 Karl Mackie, Lawyers’ skills: educational skills, in LEARNING LAWYERS’ SKILLS 20 (Neil Gold et. al. eds. , London, Butterworths 1989). 转引自前注〔2〕,第106-07页。
〔53〕 Robert Glaser, The Matur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ience of Learning and Cognition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1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129, 138 (1991). 转引自前注〔2〕,第107页。
〔54〕 同前注〔2〕,第107页。
〔55〕 同上注,第108页。
〔56〕 P. Tamir & E. Goldminz, Discovery Learning As Viewed in Retrospect by Learners, 4 J. COLLEGE SCI. TEACHING 23, 26 (1974). 转引自前注〔2〕,第109页。
〔57〕 同前注〔2〕,第110-111页。
〔58〕 庞德:“中国法律教育的问题及其变革方向”,载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9页。
〔59〕 同前注〔2〕,第111页。
〔60〕 同上注。
〔61〕 同上注,第139页。
〔62〕 也有观点将其表述为“逻辑能力”,贾海龙:“普通法技能及其训练——何美欢老师普通法教育之领会”,同前注〔9〕,第44页。
〔63〕 Paul D. Carrington, The University Law School and Legal Service, 53 N. Y. U. L. REV. 402, 427 (1978). 转引自前注〔2〕,第131页。
〔64〕 同前注〔2〕,第118页。
〔65〕 同上注,第124-128页。
〔66〕 同上注,第128页。
〔67〕 同上注,第140页。
〔68〕 贾海龙:“普通法技能及其训练——何美欢老师普通法教育之领会”,同前注〔9〕,第44页。
〔69〕 同前注〔2〕,第141页。
〔70〕 同上注。
〔71〕 同上注,第142页。
〔72〕 同上注,第109页。
〔73〕 何美欢:“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同前注〔1〕,第16-17页。
〔74〕 同上注,第16页。
〔75〕 同上注。
〔76〕 Rosalind Driver, The Constitu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School Classrooms, in DOING SCIENCE: IMAGES OF SCIENCE IN SCIENCE EDUCATION, 84 (Robin Millar ed. , London, Falmer Press 1989). 转引自前注〔2〕,第119页。
〔77〕 Harry Kay, Learning and Retaining Verbal Material, Gen. Psych., 46 (1955), p.81. 转引自何美欢:“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前注〔1〕,第17页。
〔78〕 同前注〔2〕,第117页。
〔79〕 同上注。
〔80〕 同上注,第188页。
〔81〕 同上注,第64-82页。
〔82〕 同上注,第139-141页。
〔83〕 赵晓力、吴飞:“《莎士比亚与政治哲学》:一次以经典细读和小班讨论为核心的通识课程试验”,载《国外文学》2006年第4期。
〔84〕 同上注。
〔85〕 同前注〔2〕,第185页。
〔86〕 同上注,第188页。
〔87〕 同上注,“前言”第4页。
〔88〕 何美欢:“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同前注〔1〕,第15页。
〔89〕 甘阳:“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大学通识教育的纲与目”,载甘阳:《文明•国家•大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02-329、336-348页。
〔90〕 何美欢:“商法救国”,同前注〔1〕,第305页。
〔91〕 同前注〔2〕,第187-188页。
〔92〕 同上注,第188页。
〔93〕 何美欢:“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同前注〔1〕,第8页。
〔94〕 苏力:“法学本科教育的研究与思考”,载《比较法研究》1996年第2期。